尹志雄在芝加哥大学kersten物理教学中心。

　　面对近些年火爆的各类赴美游学夏令营、暑期游学团项目，大二学生尹志雄在这个暑假给自己“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游学之旅

　　一次原本成竹在握的美国深度游学，最终变成一场波折的“奇遇冒险”。这是尹志雄在即将过去的这个暑假里最大的体验。

　　今年7月23日至8月10日，作为四川大学物理系大二学生，他只身一人，赴美探索新世界。

　　与新世界的联系，是旧人。作为周培源基金会“周培源青少年国际学者”项目派出的首位中国学生，尹志雄并非只是去探险、游学，而是身兼“重任”：去寻找周培源老先生当年赴美学习的足迹，去开拓项目的合作内容。

　　在这个20岁的中国大学生看来，这是一场与美国社会和文化的零距离感受，也是一个创新创业项目。17天中与每一个人的交流，都像一块小小的拼图，让尹志雄逐渐拼凑起对真实美国的认识。

　　近年来，全国各地暑期赴美游学团火爆，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感觉没学到什么”，是游学团学生最大的“抱怨”。作为体验者，尹志雄生出一些个人感触。美国归来，他与项目参与者、与《法治周末》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收获。

　　迷失芝加哥

　　出发前，尹志雄自认为已计划周密。然而飞机在美国一落地，他就开始遭遇一连串意料之外的状况。

　　机场还没出，他就发现手机不能使用了。“我在国内办了全球通，但过来这边频率不一样，不能用，wifi也连不上。”他突然感觉自己成了“黑户”。

　　但是，需要联系到“不知道长相”的接机人。迅速思索后，尹志雄决定找硬币、打公共电话。

　　接到他的电话后，接机的朋友十分惊讶，不知为何是个本地号码。就这样，尹志雄的美国第一天，总算没有把自己“丢了”，顺利入境安顿。

　　计划的第一站，是被称为美国治安第二堪忧的城市——芝加哥。

　　出发前，尹志雄通过网络，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租好了房子。身边人纷纷提醒他：“晚上千万不要出门；非要出门，准备好20美元，有人抢你给他就是了。”

　　“第一天倒时差，昏昏沉沉，就出门转了几百米，心里很紧张。一个人，压力也比较大。”尹志雄说。

　　与第一位联系人的会面，也因为“倒时差睡过了”而错过。对方打电话来严厉地批评了尹志雄，同时也告诉他：“与美国顶尖学校联系，你觉得几封邮件就可以打发掉他们吗？肯定不行的。”

　　出发前，尹志雄给芝加哥大学的相关部门和院系发去五十多封邮件，仅收到三封回复。

　　“这些问题我之前考虑过，但不愿意去接受联系不上他们这个现实。”尹志雄坦言。然而实地到了芝加哥，他不得不正面这个结果。

　　处处碰壁，是尹志雄对自己美国之行最初几日的总结。虽然芝加哥大学档案中心主任的热情给了他一些安慰，但原计划已经证实无法推进，与校方的联系陷入困局。

　　“这对我打击很大，那两天非常郁闷。”尹志雄说，“第一，前期准备长达一年的工作，全都化为乌有，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第二，来之前我规划得好好的，结果到了实地都行不通，感觉自己来美国的意义都被否定掉了。”

　　那几个晚上，尹志雄独自在住处苦闷，他生怕自己就这样浪费掉了这次机会。白天出门，遭遇到的亦是各种不便——“公交车不报站，打出租要预约，说话还有口音，听不清楚，独自步行又怕遭抢，当地的饮食在吃了一天之后就受不了了”。

　　“那感觉，真的是要多糟有多糟。”然而，即使已经开始掰着手指倒数回国的日子，尹志雄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去思考更为现实的问题：下一步我该怎么做？明天起床后，我该干什么？

　　寻找周培源

　　选择芝加哥大学作为首站，是因为这也是92年前周培源先生留美的第一所大学。

　　1924年秋，因成绩优秀，22岁的周培源被清华学校(现清华大学)派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继续完成大学课程。1926年春、夏两季，周培源分别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

　　对于科技爱好者，周培源是我国第一代物理学家、我国力学专业创始人、唯一一个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过的中国科学家，也是唯一一个为爱因斯坦拍摄过个人近照的中国人；对于教育爱好者，周培源是北京大学前校长，指导培养过林家翘、钱三强、钱伟长等著名科学家；对于历史爱好者，周培源又是抗日战争时期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大“顶梁”教授、文革时期国外科技界与中国科协联系的唯一通道。

　　然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知道周培源是干什么的”。这是尹志雄父亲的观察。

　　1993年11月24日，周培源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同年，以其名字命名的周培源基金会被批准正式成立。目前，周培源唯一在国内的小女儿周如苹担任基金会理事长。

　　尹志雄的父亲从2003年起，就与周培源基金会有了些接触。在2005年留学新加坡时，他带领尹志雄参加了周培源基金会下属项目——“周培源青少年实验室”的宣传推广活动。花费数个星期，十岁少年完成了模型火箭的制作和野外发射。

　　尹志雄坦言，自己后来对航天领域的兴趣与认识，相当一部分都源于此。

　　2014年，尹志雄在北京参加高考，考入四川大学物理系。恰巧同年，周培源基金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筹备一个全新的“周培源青少年国际学者”项目。

　　“周老当年在美国经历丰富，基金会建议开展这样的活动，项目由此被提出来。美国这边，基金会就委托我来做前期工作。”尹志雄介绍。

　　2016年1月，尹志雄得到了该项目的正式授权，他将以青少年学者的身份，联系美国方面，以促进这个深度游学项目的定型与拓展。能不能成，大家心里都画了个大问号。

　　90年前，青年周培源辞别芝加哥大学，到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在1928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并获最高荣誉奖。

　　随后，周培源又赴欧洲做博士后研究，先后师从海森堡教授(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泡利教授(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研究量子力学。

　　1929年秋，应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之聘，周培源回国任教，成为当时清华物理系最年轻的教授，主讲理论物理相对论。

　　沿着周老的求学轨迹，项目也被分为美国与欧洲两大部分。尹志雄负责与美国方面的联系工作。他开始搜集一切有关周培源的资料，书籍、网站、论文、新闻……

　　“周老谦虚低调，资料并不好找。”尹志雄坦言。然而，这并非前期工作的最大困难。

　　着手联系周老学习访问过的美国大学，才是艰难。芝加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无论以个人还是基金会的名义，联系的反馈效果都不甚理想。

　　尹志雄发往芝加哥大学的五十多封邮件，内容与措辞都经过了反复修改与斟酌，但却只收到三四封回复。能够保持联系的，也只有三四人。这让他一度很是沮丧。

　　即便如此，他还是踏上了赴美之行。

　　谢兰的帮助

　　作为“周培源青少年国际学者”项目的首位赴美学生，尹志雄在出发前，周培源基金会给了他三个任务：了解美国类似基金会的管理和发展状况；顺访周老曾经求学访问的学校；联系相关人员，为项目做好前提工作。

　　“我不知道我到了美国到底能做什么，所以没有把计划精确到每一天，只是大概定义了一下。”尹志雄说，出发前自己的想法很简单：先访问联系到的人，再访问相关教授和学生。

　　然而，独自搞定机票、签证，飞抵芝加哥后，他却发现：一团糟。

　　联系到的人拜访或沟通不畅，让尹志雄颇为苦闷。“可总不能这十几天总在住处待着吧？”没有备用方案，他开始强迫自己思考新的出路。

　　2011年，尹志雄以周培源青少年科普项目为主体的创新创业计划书，曾获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创新创业大赛三等奖。因此这次美国之行，他也将此作为一个创业创新项目来对待。转移工作重心，成为他的答案。

　　“事实是，我并不了解美国的情况，经验不足。但我可以去寻找其他人的帮助啊！”在国内一向喜欢独立做事的他，决定“厚着脸皮”去求助。而“脸皮厚了不少”，也成为尹志雄口中的“此行几大收获之一”。

　　于是，尹志雄中断芝加哥的工作，买了一张飞往普林斯顿的机票。他临时决定将一场拜访提前，而这也成为他美国之行的重要转折点。

　　普林斯顿的高知居住区，在尹志雄眼里，是一片“所有房子长得都一样”的迷之社区。在那里，他见到了周培源的外孙女、美国新泽西州首位亚裔女市长谢兰。

　　1990年，谢兰从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转学，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莫尔女子学院攻读美国近代史。毕业后，她成为华尔街著名债券评级公司的债券分析师。

　　2003年，年仅34岁的谢兰首次步入美国政坛，成为新泽西州蒙哥马利市历史上第一位亚裔市议员。由于政绩突出，2007年，她被蒙市市议会推举成为新泽西州首位亚裔女市长。

　　如今，带着两儿两女，已经隐退政坛的谢兰居住在普林斯顿市，在全美著名的普林斯顿高中任教。

　　陌生的中国大学生的出现，牵起了谢兰与故土故人的线。而作为周培源外孙女的谢兰，也给予了尹志雄最为关键性的帮助。

　　谢兰传递给尹志雄许多重要信息，比如怎样联系大学、如何交流；并且提示他，中美的差别比想象中要大。

　　“通过与谢兰女士的交流，让我明白，其实电话和邮件的效率是最低的，只有亲自过去面对面交流，才高效。”尹志雄说，谢兰的鼓励和帮助，使他的信心有了很大提升，“让我觉得，我来美国还是可以做些事情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几次涉及中国、美国、新加坡三地的电话会议。这几轮讨论，最终使得“周培源青少年国际学者”项目确定了几套较为成熟的方案。而这，多亏了尹志雄的牵线搭桥。

　　“从最初感觉一切尽在掌握中，然后处处碰壁，觉得要完蛋了，再到改变方向，寻求转机。让我明白了未来不能预测，项目发展也不可能一成不变，出现问题就果断调整和改变。只有不断发展，才能真正成功，可能我的认识比较浅薄，但我觉得，这就是创业精神。”尹志雄说。

　　重返芝加哥

　　在尹志雄的回忆中，美国之行最棒的活动，都是谢兰带他参加的。

　　“一次我去她家拜访时，正好碰上‘市长聚会’。我被他们对政治的热情所感染，也能观察到在美国，有很好认知能力的人们是如何关心政治的。虽然语言听不太懂，但是从他们聊天的气氛中我还是能感觉到的。”尹志雄说。

　　8月14日，坐落在长安街边上的北京市东城区南河沿大街欧美同学会的会议室里举行的项目分享会上，尹志雄讲了一段谢兰和他的父亲都不知道的“糗事”。

　　约定在下午六时半的一次聚会，尹志雄出门前带着下载着谷歌地图的手机，感觉万无一失。结果半路上手机死机，“怎么摁都不管用”。

　　“当时我想，坏了，又成黑户了。”所有信息都存在手机里了，他事先没有记着谢兰家的门牌号和电话号码，就连谢兰的英文名字Cecilia Birge也不记得了。

　　眼看只剩半小时，像在芝加哥时一样，尹志雄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努力记住路标。天下着雨，他在普林斯顿街区的迷之社区里狂奔。最后，总算是没有迟到。

　　这些小惊悚，尹志雄都没有告诉父亲。在尹父看来，对孩子最大的教育，是“他大学毕业后，能够独立自主，成功地离开父母，不用父母再操心支持”。

　　也因此，加上往返时间，儿子美国之行的整整20天里，尹父虽然心始终悬着，但只要求儿子每天给自己发一个信息即可。在前期筹备中，尹父也没有干预太多。在尹志雄订机票时，他只是提出“往返不超过8000元”的要求。

　　“孩子20岁了，我要学会放手。让他去经历挫折和打击，并且学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做选择和规划。要让他明白，做任何事都不容易。”尹父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普林斯顿之行的确让尹志雄信心大涨，拜访结束后，他决定重返芝加哥，完成未尽的工作。

　　他开始主动接触各种人：系主任、教授、科学家、留学生学生会副主席、哈佛大学学生、老华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同时，他还参观当地博物馆、听音乐会、参加全是陌生面孔的留学生聚会。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在芝加哥实习的华裔哈佛大学学生。“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中文说的跟我英文说的一样烂。”尹志雄笑言，“他在芝加哥有同学，却没有联系。我觉得很惊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来芝加哥要交到新朋友，联系老朋友有什么意思呢？”

　　这对尹志雄触动颇大。“想到很多朋友到了美国，只联系华人圈子，那你到美国还有什么价值呢？”于是，在美国剩下的日子里，“我也努力去认识更多的新朋友，主动与不同肤色的朋友交流，‘脸皮厚度大涨’。”尹志雄有些腼腆地笑着回忆道。

　　“感受美国文化，最重要的是接触那边的人。只有跟人交流，才能感受到中美到底有何差异。像我这样的中国年轻人，应该都是自以为很了解美国文化的，可到实地以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回归到项目本身，尹志雄也有了新的看法。

　　“这个项目是为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那我在美国转这么一圈，充分体验和了解美国文化，自己解决问题，不就是在提升素质吗？同时，我是青年学生，在美国参加各种活动，我知道哪些活动对我们学生来说收获最大、哪些活动是没有意义的。”

　　尹志雄觉得，大学一个学期，感觉眨眼之间；而美国17日的第一周，却让他感觉像过了一个月。

　　“关键是经历了多少事情，而不是多长时间。”下一个寒假，他将继续赴美，在新泽西州环境保护基金会实习，将“周培源青少年国际学者”项目继续实践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