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圣贤成就之路也多于游学有关。司马迁《史记·春申君列传》中提到春申君的成长就是“游学博学”，春秋战国之所以形成诸子百家争鸣，那时的圣贤创造的后人至今无法企及文明高度，都与“游学”之风有着莫大的关联。张之洞《劝学篇》提到“游学”的益处：“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尝见古之游历者矣。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余策士杂家，不能悉举”。

古人游学求博学，今之游学重景观。

 

著名史家吕思勉也曾就秦汉时期的游学现象做过考述，他指出：“游学二字，初见《史记·春申君列传》，曰‘游学博闻’，盖谓其因游学所以能博闻也。学术初兴，散布未广，受业者不免拘墟，故虽极精深，而阙广大，言之似通，行之时窒，非有君人南面之学，无以用之。及杂家兴，‘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弊祛矣。故杂家之兴，实学术之一大变也，此惟游学可以致之，故游学实于学术大有裨益者也。然古之游学，所以求博闻，及汉世，学术既一于儒矣，离乡背井，所闻不过如此，而其好游反甚于古人。此则又使人惊叹于事势之迁流，有非拘于常理所能测度者也”。

游学圈不只注重游学的外在形式，把游学当作一种时尚来做。挖掘景观所蕴含的人文底蕴、人文精神。

如果只是让学员在一个稍具特色的城市感受一下地方美食、地方民俗就算是游学的话，那么这样的游学就显得有些肤浅。

玩到深处是文化。

新加坡《联合早报》资深记者杨永欣对游学发表过看法，他认为：“游学，未必要追求景点，有些时候，随意去感受一个地方的真诚，也是一种享受。”

游学圈拥有这份真诚，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敬畏，是以学习国学、游学的正确态度。

我游天下，志在四方，是以为游学二字的诠释。